杀马特“教父”被围剿十年后：靠拍视频月入过万

更新时间：2023-10-27 作者：米乐体育网页版官网

  他离开了潮湿炎热的梅州农村，离开了机器轰隆作响的流水线，离开了遍布厂区的城中村。各路策展人、艺术家，或别的一些“下沉品牌”，因为他身上“杀马特教父”的标签找上门来。

  发型依旧是他最大的武器。作为杀马特家族中极少数破窗的人，这个“遗族”现在思考的是如何设计出更有料的发型吸引观看。而更多的杀马特早已剪去长发，消失在公众视野。他们中的不少人，仍然在产业转移和城市化进程的末端漂泊，流转在单行道上。

  我们站在被粉紫色光束晕染的溜冰场外，空气中弥散着模糊的烟味。罗福兴身处溜冰场的正中心，全部头发被分成10束，用发胶强力拉升，耸立、巨大、像刺猬、海胆，或某个漫画里的人物。他涂着深色口红，面对镜头和打光板，不断切换表情和动作。电子音乐的混声中，临时组建的“家族”成员们的溜冰鞋划过地板，发出脆响。

  这是罗福兴和一家服装品牌合作的物料拍摄地。拍摄日期定在5月下旬，为期三天，住宿标准限定为400元每天，拍摄地点贯穿街心公园、溜冰场、地下酒吧。他穿脱了好几套衣服，指指一件印着他大头的联名款T恤衫，爆了句粗口，“太傻了”。

  脱下了溜冰鞋的罗福兴甚至是瘦小的。他说自己隐藏着六块腹肌，是每天早晨七八点跑步一小时的产物。收工以后，这颗由蓝绿色向暗红色渐变的刺猬头，出现在上海静安区洛川东路路口。他坐在溜冰场楼下的台阶上，尖锐的发型棱角像要刺到暮色里。正是下班时间点，行色匆匆的路人惊异地回头张望。罗福兴扬起嘴角，对着路人比出剪刀手，或者一颗爱心。“现在‘社牛’了，”他自嘲说。

  他频频挥手，向当天参与拍摄的几位上海本地志愿者告别。她们都带着小众精致、价格不菲的服装和道具。一个皮肤白皙的小姑娘顶着半扇彩虹头，另一位2003年出生的小姑娘将短发扭成两个尖角立在头顶，“我自己设计的，因为我觉得很像小恶魔和杜宾犬”。

  “小恶魔”向我们介绍，自己也是一位亚文化博主。拍摄当天，她在朋友圈发布了罗福兴的视频，配上了“教主好帅”的文案。

  而“教主”却看不懂00后们的“Y2K”和朋克风格的打扮，他不明白现在的年轻人热衷于怎样的亚文化，就像他也无法准确描述当年的“亚文化”杀马特：“能够说是个发型，能够说是文化，你也能说它是个社群，社群里面产生了一堆自己的文字、语言、发型、着装、审美，包括相互之间的这种关爱。”

  “教父”罗福兴讲述的起点里，他打工的深圳，就像溜冰场的灯光一样让人眼花缭乱，但未成年的他被困在庞大的机器和灰暗的厂区里。他在一些非主流家族的QQ群里获得情感认同，随后开始模仿日本视觉系摇滚明星石原贵雅，因为他的造型看上去“很牛X”、“很有冲击力”。2006年，他烫了一颗红色的爆炸头，上传到网络上。

  他将这种风格命名“杀马特”，为自己在创建了“杀马特创始人”的词条。杀马特，是英文“smart”（时尚的、聪明的）的音译，符合罗福兴想要的“酷炫牛X”。当时他一直以为英语字母和中文拼音类似，“‘tiger’就是泰戈，‘teacher’就是踢车，我一直是这么记单词的，我们那的英语水平就那样。”

  通过QQ群，杀马特家族迅速扩张。如果不是后来那场从线上蔓延到线下的“围剿”，杀马特最鼎盛时，罗福兴掌管着几十个群。据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博士王斌统计，截至杀马特活跃末期的2014年底，百度搜索以“杀马特”为主题的网页将近1700万，杀马特贴吧累积发帖近150万，活跃的QQ群不下200个。

  杀马特最流行时，石排镇名流美发店的老板小天不接剪头发和烫染的业务，一天就做百来个杀马特发型。晚上九十点后，工厂收工，等待的工人们坐在对面超市门口的椅子上，小天做好一个，就向外招手，示意下一个进来，美发店要营业到晚上十一点半。

  小天不确定谁才是杀马特教主，他眼中的杀马特是一群人，他们常常会三五个聚在一起，拿着放着歌的录音机“炸街”，或是扛着溜冰队伍的旗帜，“唰”地从石排公园口滑过。

  罗福兴清楚，他在上海的拍摄，是在“表演”杀马特，复刻的是一个业已消逝的场景——工厂、溜冰场、理发店，这些曾是杀马特们打工世界里的全部。

  “上海有海吗？有没有能看到海的地方？”在来上海拍摄广告之前，罗福兴在电话里问我。

  五岁那年，千禧之初，父亲给他过了唯一一次生日，买了一瓶可乐和一个5块钱的面包，带他去深圳金沙湾玩。这是他童年记忆里为数不多的来自父亲的陪伴，也是他对大城市的第一印象：“最牛最厉害的、最让我感到震撼的，就是大海一浪一浪接过来……”

  罗福兴出生在广东梅州五华县的一个农村里，“四面都是山，只有小溪”。青壮年外出打工，祖辈和孩子留守在村子里，是这个广东经济最落后的城市里的常态。罗福兴曾多次在采访中提起父亲“在外打工”、“有3个老婆”、“不寄钱回家”，而被隐没的母亲则在他和两个妹妹年幼时留在梅州，一边打工一边拉扯三个孩子。不久后，母亲也前往深圳。他像一个皮球一样流转在祖辈家中。偶尔见到母亲，打骂也远多于温情。

  罗福兴不爱读书，但他很喜欢美术课，画画成了他当时唯一认真去做的事情。他看着农村屋里的挂画、门前的对联，画的最多的是龙凤和荷花。“因为我觉得画画对我来说很有成就感，有时候领导评奖，还能拿第一名或者第二名。”他发现一直以来被忽视、被打压着的自己，原来也能出班级的黑板报，也能把名字写在荣誉榜上，尽管他回看，当时“画得比较烂”。

  “我们那里没有艺术细胞的。”罗福兴用“贫瘠”来形容梅州山区，“可能是环境问题，包括教育（问题），大家都不读书了。”12岁的罗福兴跑到深圳的一家微波炉厂打工，操作一台有他两倍高的日本进口二手注胶机。“机器比人金贵”，他听说这台机器价格要好几十万，让老板在厂区里格外有排面。每当有管理人员或领导来检查，这帮瘦小的黑童工就躲进厕所，扒拉门缝听外面的发言，间或，掌声响起。

  杀马特是一群什么样的人？罗福兴熟练地回答，“都是农村来城市务工的，在城市和农村夹缝中的人。”

  “杀马特”家族创建以后，在线下的厂区，杀马特通过发型互相辨认，像一个暗号。而线上，他们自称为“杀马特贵族”，以“韩”、“安”、“泪”三大姓冠名自己。他们熟练地运用着火星文或炫彩的文字，统一格式的角色标签下，“皇族”“部落”里的“伯爵”和“女帝”隐藏了各自的家庭背景和生存环境，通过互相夸赞彼此的造型，抑或是共同的幻觉来交友。

  2011年，17岁的阿梅看到工友们都换上了颜色样式各异的发型，也偷偷去美发店里做了个黄色爆炸头，因为黄色“明亮好看”。理发店似乎成了工人们在漫长的工时之后重新找回自己的场所，只需花个几十块钱或者买瓶发胶，就可以把头发支棱起来。他们拿着从QQ空间下载的图片或者别人的照片，或是腼腆地表示，怎么做都可以。

  在小天看来，来做杀马特发型的，大多数是一群“温和老实”的产业工人。有人只剩下三十块钱，全用来做杀马特发型；有人全身上下都臭了，做完发型又能自信地抬起头；有的工人犹豫再三，向小天提出，能不能赊账。

  2016年，抱着寻找中国本土“朋克文化”想法，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教师李一凡筹拍纪录片，开始寻找杀马特。他在开拍后发现，与预设的那些知识分子解读大相径庭，和罗福兴、阿梅类似，“杀马特”主体是90后年轻人，他们大都出生于欠发达地区，当过留守儿童，并在小学和中学辍学。接受媒体采访的杀马特们，第一次去工厂打工的平均岁数是14岁，最小的12岁。在制造业野蛮生长的时代，有人每天打成千上万个螺丝钉到凌晨一两点，有人做百洁布，手指甲都被磨光了。

  有人评论，杀马特的历史，“是半部血汗工厂史，也是半部城市化史。”杀马特是一种发型，也是这群产业工人的铠甲，仿佛刺破天际的发型与结伴同行赋予他们勇气。他们不再是流水线上等待盘剥的廉价劳动力，即使不像社群中的“皇族”、“伯爵”，他们也想努力构建一个时尚、充满个性的城市人形象，并且，渴望得到注视。

  “就像另一个世界的另一个你，不再很卑微、渺小，而是勇敢的、张扬的。”罗福兴说。

  采访间隙，罗福兴点了一支烟，橙红色的火光和酒店楼下的路灯，照亮了因为动迁已经变得空荡冷清的北京东路。这里曾是拍摄东方明珠的必选机位，罗福兴在采访前建议我们定一间高档酒店，比如，6300元一晚的W酒店，拍摄他和这次来帮他吹发型、第一次来上海的伙伴小天俯瞰东方明珠的镜头，他编排好了剧情：“一个连共享自行车都没骑过的人（指小天），你想象一下，这画面得多震撼，他估计会流泪吧”。

  他不知道，开美发店之前，小天其实去过上海，在上海做过酒店保安和被套装卸员。但他知道，小天或他，仍是大城市的局外人。虽然他已不再像第一次来到深圳那样，为这车水马龙、大厦林立眼花缭乱，“我在拍摄的过程中，我看到路上好多人呢，这帮人密密麻麻的，跟工厂里面的员工似的，但他们都是去一些很牛的银行，很牛的企业。”

  “但我也不羡慕，我觉得看着他们好难受。”他摇头，“如果要我跟他们一样，我会疯掉的。”

  5月22日，结束一天拍摄，在一家地中海风格的快捷酒店，罗福兴擦掉深色口红与眼影，大口吞下品牌方给他点的外卖，一份上海本土连锁店的牛蛙饭。他收拾了一下桌上的铝箔盒子和塑料袋，点开小红书，看有没有新的商务邀约。

  当天下午17点，他领了五千块。他打开账单明细，收入来自某国产品牌生发液，在另一个短视频平台，同样的“苍蝇蚊子进头发里都得开导航”的梗，为他带来了15000元的收入。

  如今，包围着罗福兴的不再是一成不变的流水线，取而代之的是快速更迭的流量。这曾是他看不上的东西，他历数一些短视频平台的名字，觉得“太low了”，“我从来不刷短视频，要保护大脑。”

  2018年，罗福兴在深圳开了一家名叫“皇妃”的理发店，仅维持了两三个月就倒闭了。2019年，他搭上互联网短视频风口的末班车，挤进竞争残酷的流量圈。起初，他签约过MCN机构（网红经纪公司），但他觉得公司分配的助理垄断了他的客户资源，不甘心其中百分之二三十的利益被抽取，“我两个助理都是寄生虫，什么用没有的。”

  短视频的内容，一开始讲述个人经历和科普杀马特，到2022年，变成一套固定模式：配合电子舞曲，先展示一头清水挂面的湿发，接着，发型师一拉开围布，他变成另一个样子：顶着新创作的“炸裂”发型，命名为正人君子、一柱擎天，或者黑桃王子、蚌壳……接着，对着镜头摩挲头发，或是嘴唇。

  商务合作陆续找上门来。拥有超过百万粉丝的他，也有了一定自由。他挑选其中价格到位的，拼多多、七猫小说、探探……“都是挺下沉市场的那种”，价格实惠公道的不接，需求太麻烦的不接，“基本每个月拍两条视频，其余时间都在家打游戏，也能赚个几万块”。

  他感觉有时候钱来得“跟大风刮似的”，但钱也是不可或缺的——在农村成绩名列前茅的大妹妹高考遭遇滑铁卢，自费读完技校后进厂里做会计，母亲心心念念地让他买房买车，稳定下来，也能让自己在村子里挣面子。

  传播，或者操控流量，本也是罗福兴一直在做的事。杀马特发展初期，罗福兴找到网站和论坛，花几千块钱进行宣传：家族排行榜杀马特第一，杀马特排行榜罗福兴第一。他套用企业招商引资文案撰写软文和通稿，“怎么证明我们杀马特牛X？发软文，唬唬大众还是唬得了的。”

  他注册了很多小号，模仿其他大贴吧里展开论战的话术，或是吹捧杀马特和罗福兴本人，或是进行攻击和批评，制造争论、提高话题度。现在回看，“实际上的意思就是早期的互联网运营，好人也要扮，坏人也要扮，让好人同情我们，让坏人跟着做坏。”

  抄袭网上其他公司的章程对杀马特“贵族”来管理，这是他的第二份工作。他为此去美发店做学徒，因为有更多的时间能打理群，也有专业免费的工具可以洗剪吹，他时不时在群里更新发型，“让大家都迷恋我、觉得我帅”。

  “挣”来的流量，曾经带给他“做大哥的幻觉”，以及被簇拥的温暖。而今，站在广阔纷繁的流量世界，罗福兴常常是矛盾的。他想，自己是幸运的，没有按部就班地成为工厂里一颗温顺的螺丝钉。不同于从前，工厂的机器轰鸣声盖过杀马特群体向外呼喊的音量，短视频为他赢得更即时、更热闹的关注。现在，一条创作往往有几百万甚至更多的播放量，短视频推波助澜下，他进一步成为杀马特文化的符号象征。

  罗福兴清楚，品牌商找上门是因为自己能做“量”，“可以把一个视频做到几千万播放量这样，几百万对我们来说都很劣质了。”但在流量的指挥棒下，他察觉到自己对做发型似乎已经不是纯粹的喜欢了。多数时候，他感觉头发离开身体，摆脱了地心引力。

  他害怕自己成为工具，回到12岁时站在注胶机背后毫无话语权的自己。他渴望持续收割流量，却也对新的尝试充满不安全感。他提起，曾经有朋友劝他不要和艺术家合作办一些小展览：“你去了百分百被消费，玩完了就把你抛弃了。”

  罗福兴还听说，有个叫庞麦郎的草根歌手走红后被强制送进精神病院，于是去看了几场庞麦郎出院后的带货直播。“我觉得他太被动了，我听别人说他思维有点混乱，在我的意识里有两种，一种是智商低，另一种是受到信息太多了，冲击太大了。”他点评，庞麦郎“完全就是一个工具”。

  罗福兴没有意识到，自己站在一条新的流水线上，这条流水线规模同样庞大：全职主播规模以百万计，日活过亿；他只是感觉，这条流水线上的“产品”同样速朽：“很快速的消费，可能第二天流量就没了，要想新的了。”